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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珠昂奔:关于民族工作方法论的思考——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体会
日期: 2015-03-30 浏览次数: 来源: 《中国民族》 字号:[ ]

(一)

  方法没有唯一,但方法决定成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思想决定行动,但行动的成果(实践)可以修正思想。方法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民族工作成效的基本问题之一。我们的工作中严重地存在着一刀切、简单化、生硬粗暴的现象。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误区:总想用一种方法解决问题,总想用一种方法解决一切问题;总想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总想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一切问题;总想用权力解决一切,用党政代替一切,用金钱摆平一切;习惯用抓经济工作的方法抓精神、信仰、思想教育工作;总以为生产上去了,物质财富有了,精神的相关问题就不存在了,钱有了情感道德也就有了。实际不是这样。

  世界观就是方法论,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方法。

  方法、机制、手段、平台是个联系体,单向的运作都无济于事。

(二)

  对象决定方法。一切方法,都要面对问题,不面对问题的方法概无用处。解决问题,需要分析、研究事物,把握其特点、性质。因而,一切方法都要面对研究对象。搞不清研究对象,不针对研究对象,这个方法再好再美妙,都是没有用的。只有面对具体对象的方法,才可能是管用的方法。面对对象,所有人都是实践者。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是老百姓的科学,也是事物一般规律的总结。用一种方法解决所有问题,就相当于用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用一种模式解决所有问题,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任何事物都是具体的,任何事物与其他事物往往有着深刻而复杂的联系。就事物的一般性,我们可以找到规律性,而任何具体的事物都有其特殊性,特殊性永远难以用一般性来解决。98%的相同与2%的不同,我们漠视2%的不同,坎儿就有可能就在这2%,问题也可能出在这2%。“找到开这把锁的钥匙”是关键。许多人以为自己找到了,实际没有找到。因为他们没有透彻地研究自己的工作对象,没有抓住特性,更没有抓住本质。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是老百姓的方法。群众喜欢听自己熟悉的语言、自己熟悉的旋律、自己喜欢的歌。你唱的歌无论何等美妙,群众听不懂,你讲的东西群众不喜欢,等于白搭。

  实践的科学无数次地提醒我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同样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方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国各民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了5000年,中华大地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家园,56个民族是这个国家的共同主人。“三个离不开”是中国各民族在走过的共同历史中形成的,56个民族是命运共同体,平等团结是中国各民族相互依存的共同基础——最高利益。作为中国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中国的民族工作始终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中国的民族关系始终是13亿中国人的共同关系。平等是唯一选择,团结是唯一出路。只有平等团结,才能共存共荣、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者,差异性与共同性、多元与一体都是存在,如果过分地突出差异性、多元是问题,同样过分地强调共同性和一体也是问题。因为在中国,抹煞了共同性、一体性,过分地强调差异性、多元性,就会脱离事物的本质、违背中国民族和谐发展的方向,甚至会酿成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同样,抹煞了差异性、多样性,过分地强调共同性、一体性,也会脱离事物的本质、违背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样会给中国人民和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世界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世界,中国各民族同样如此。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有多有少,最多的1700万,最少的几千人。这只是在中国的实际人口。我国还有30多个民族跨境而居,有的国内人口多于国外人口,有的国内人口少于国外人口;有的在国外也是少数民族,有的则是多数;有的在外建立有国家,如朝鲜、韩国、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同一民族在语言、文字、历史、宗教、文化上的联系性及其在不同国度的形成,都有其历史的复杂性。体现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解放前,有些民族与汉族一样进入封建社会,有的还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农奴社会。每个民族都带着自己的自然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的印迹自然地要反映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发展中。体现在语言上,有的有语言有文字,有的有语言无文字,有的无自己独立的语言体系。这些语言分属于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五大语系。语言体系的形成,经历了石器时代等漫长的历史过程。语言是极其宝贵的人类遗产,也是寻找民族(人类)发展轨迹的明灯。体现在宗教上,多种宗教存在,有十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有不少民族信仰佛教、基督教,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信仰道教、民间信仰。每一种信仰之后,有着庞大的同一信仰的人群。

  对象是活的变化的发展的。

(三)

  目标决定方法。事理是方法的灵魂。方法服从方向、道路、理论。习近平同志说:“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族工作的核心,即人心。民族工作的目标,在于争取人心——不隔阂、不对立、相和睦、能团结、有共识、成共命。民族工作的原则,在于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实现和解、增强团结,稳人心、得人心、聚人心。《王连芳民族工作回忆录》中就反映了很多这样的方法。真诚、尊重、交心、包容,这些东西不到基层是感受不到的。

  民族工作历来是在做人的工作、人心的工作,光靠书面宣传、公文来往、不接触基层、不接触具体对象是不行的。不但言行上要密切联系,而且要有密切的心灵的互动。只交往、不交心,只贴脸、不贴心,就会永远有距离。所以反“四风”在民族工作领域更具有现实的深刻针对性。平时要加强与知识界、宗教界、政界、企业界有影响的民族人士的联系交流,尊重中求了解、平等中求理解、真诚中求团结、民主协商中求和谐,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争取人心的方法,做好民族工作。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盛气凌人、隔山喊话,或者虚于应付、不察实情,搞形式主义、面子工程,不诚不信,就会产生情感上的距离、行为上的对立。

  把心掏给群众的人,群众也会把心掏给他。个别干部迷信权术,权术有时候可能也是方法的一部分,但“权术”只能用于敌人,对自己人、自己的百姓用权术是极其危险的。人心在各自的心里,只有在彼此的心里构建起尊重、平等、信任才可以长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也是我们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靠这一指导思想,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是发自内心的呼声,是天下归心的呼声!我们过去做到了的,今天也一定能够做到。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必失天下。中国共产党人要想不重蹈历代统治阶级朝代轮替、人亡政息的覆辙,就一刻也不能忘记做争取人心的工作,革除时弊,推进民主进程,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四)

  形势决定任务,任务决定方法(急务、常务,方法各有不同)。研究问题的根本是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首要的就是要解决方法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社会转型期和改革深水区、攻坚期以及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这些复杂的现象无一不同时表现在民族地区。由于民族地区的落后、贫穷、边缘等问题,这些矛盾也极易演化、叠加。转型、深水区、爬坡期、矛盾易发多发期是一般性,深浅不一,全国如此。有的人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作为与内地完全分离的两个社会单元甚至领域去对待——最常见的是“慢半拍”的表述。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实际成因很多,但总的表现是慢。这与我国民族问题的阶段性特征有关,即历史与现实、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民族与宗教、干部作风与群众利益纠纷,维护合理需求、正当利益与不当方法,利益纠纷与民族、宗教矛盾的交织有关。

  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资源优势、文化优势不可能一下子转化为经济优势和产业优势,发展的压力、文化冲击的压力、渴望发展但同时也不断被边缘化的压力,还有能力和观念、思想、文化的不适应,再加上语言、信仰、生产生活方式的不适应同时存在,使民族地区的问题日益综合化。

  任务对象都是具体环境中的对象。环境就是具体条件,是势、时。

  民族工作的核心业务是协调民族关系。从国家层面,主要体现在协调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确保国家完整统一、民族之间和睦和谐相处,创造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有利社会环境,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以及整个国家科学、文明发展服务。其根本是围绕协调民族关系这一核心,完成巩固团结和服务发展两大任务,处理好一般性和特殊性这一关系。一般性就是党的领导、国家意志和法律、制度和规章的一般性,各个部委和各级政府都在做着属于“一般性”的工作。但是由于地域、民族、历史、社会发育程度、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的不同,民族地区也形成了一系列的差异性,即特殊性。通过一般性解决不好或解决不了,就要通过制定特殊的政策进行解决。当然,在思想方法上,我们要辩证科学地对待这一问题,不能用一般性否定特殊性,也不能用特殊性否定一般性;不能用一般性代替特殊性,也不能用特殊性代替一般性。要坚持一个基础:在一般性的基础上解决特殊性,在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上找到科学而准确的决策和政策。与西方发达国家比,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东部沿海城市比,民族地区是落后地区。从民委工作看,基本的方法就是协调,可分解为管理协调、服务协调、配合协调等多种方式。

  在民族工作领域,我们的一些思路和方法必须得到调整。我们的任务是协调民族关系、增进民族团结。团结的目的是共同团结奋斗、共建共同家园、共享幸福生活。团结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追求的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而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这个原则就是平等、民主、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平等,就要坚决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民主,就是要共同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维护统一,就要坚决反对分裂;维护社会稳定,就要反对暴恐、极端宗教等一切反人类、反人性、反社会的行为;共同建设,就是每个人都要为国家的发展负责任、尽义务。因而我们的工作的方法,一方面是硬法——反对分裂、打击三股势力不强硬是不行的,另一方面是软法——针对民族群众的大量的日常的管理工作方法、群众工作方法、团结教育方法、思想工作方法,救小、救弱、救病的方法。这是事物发展的两面性所决定的,就像歌中唱的“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你不端枪,它就会要你的命;“朋友来了,有好酒”。“酒”和“枪”,这两方面都不可偏废。

(五)

  环境决定方法。基本民族国情是我们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础,即必须回答: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工作?只有清楚了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工作,才可以解决用什么方法做好工作的问题。

  之所以将深刻了解基本民族国情作为基础,是因为不掌握这个基本民族国情就无法进行工作,无法更有针对性地工作。这一问题实际涉及两个层面:

  一是国家整体的民族国情。从国家安全稳定的角度看,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64%。这个64%不稳定,国家能稳定吗?我国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8.49%,即1.14亿人。这1.14亿人不稳定,国家会稳定吗?答案是清楚的。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在我国民族国情基础上的政策。因此,不理解我国的民族国情,就很难认识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性和党创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土地是与资源环境连在一起的。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生存的家园,是各族人民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祖祖辈辈共同打造的江山。

  二是具体的民族国情。中国用“少数民族”来界定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源于大汉族——人口多,其他民族人口较少),实际上多少也是相对的。我到某国访问,当介绍到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有1600万人口时,他们摇头;当说到少数民族人口总共有1个多亿时,他们更是摇头。当我问及该国的人口时才知道这个国家的总人口只有几百万。后来,我查询了世界各国的人口情况,500万人口以下的国家不在少数。面对世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人、民族、国家、宗教、文化。人,一样吗?结论有两种:首先是“一样”,都由人组成,五官四肢、吃喝拉撒,何处不一样?一样,就是一般性。不一样就不能称其为人。其次是“不一样”(或者说有一样有不一样),皮肤不一样,黑白黄褐;再仔细看,人与人没有完全长得一样的;居地、语言、宗教、文化及其心理就更有区别。这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国家形成与民族形成有相同之处就是自然形成——水到渠成,谁也阻挡不了;发展也是如此,有的快,有的慢。因而也就有了有的大、很大,有的小、甚至很小。

  不同怎么办?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许多人对民族的这些特点不以为然。实际上,这是真正有用、可操作的真理。这方面会出现三个误区:一是以为信仰相同,其他就完全一样,实际并非如此。我国信仰相同的民族也不少,如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个,这十个民族情况各有不同;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也有多个,如蒙古族、土族、藏族,同样各不相同。二是认为语言同,一切皆同,实际也非如此。当下汉族、满族、回族都在使用汉语汉文,民族性一样吗?不一样。三是以为生产生活方式一样,其他自然一样,实际也非如此。在北方从事牧业的民族有多个,在南方从事农耕的民族也有多个,但实际上也不一样。任何单一角度的认识和评价都有局限性。民族的发展经过了上千、几千年的历程,怎么可能完全一样呢?想完全一样是我们的一种良好愿望,自然这种愿望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深刻认识中国的民族国情:

  第一,突出强调多民族是特色,也是动力;民族地区集“多区”于一身,是国家的一大重要优势、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大多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差、发展起点低、历史欠账多,城乡发展差距明显,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依然很大,要加快发展。

  第二,突出强调要充分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第三,突出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民族工作是民族工作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

  第四,突出强调要牢记国情,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共同目标而奋斗。全党要牢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坚持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把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凝聚起来,同心同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六)

  情感(态度)影响(决定)方法。方法取决于态度、情感。态度恶,不可能有善法;情感是敌对的,不可能有和平的方法。

  放弃敌视、歧视,服从平等,共存共荣,是一切民族关系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就在于:以平等解决共存问题,不以大吃小、以强凌弱;以团结解决共荣问题,不让一个少数民族掉队!这些思想和做法已经和正在感动无数的少数民族群众,有很强的感召力。

  事关全局、功在万世,因而做民族工作需要我们有博大的胸怀,立足民族,要超越民族;立足历史现实,要超越历史与现实。不记历史旧债、现实新账,为每个民族而非本民族服务。不为本民族之私,公正公道,光明磊落,事事讲团结,处处讲和谐。同时也要眼界宽阔深远:宽阔,就不只是看到自己那点事,自己民族那点事,要看世界、看人类、看发展、看未来,看心灵的光明,文明的提升;深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远在共同缔造祖国、共同当家作主、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遇事多看大局,少缠具体;多看未来,少看过去;多看正面,少看反面;多修自己,少责别人。

  要真要诚要信,以情动人。真诚守信也是民族工作的基本方法。无感情的事业是无归宿的,无感情的交往是无结果的。从基础开始,尊重、平等、温暖有情、真诚信任。人心都是肉长的,如此去做,总有“精诚所致,金石为开”的一天。尤其,我们面对的是弱势群体,对他们的关怀,恰恰就是一个国家对未来的关怀。因为助小、助弱、助病,也是国家全局之需要,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要彻底改变思想认识不适应、能力素质不适应、工作作风不适应的状态。

(七)

  识见的深广度就是方法的准全度。知识是桥梁,认识深度往往是思想的高度,认识水平往往就是工作水平,将高度和水平转化为方法,就是智慧和能力。认识的关键,要有知识基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方法要服从理论、法律、政策。

  中国的民族政策之路,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欧美模式,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就在于遵循科学规律、吸收众长、实事求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一要深刻认识中国民族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认识中国民族发展的基本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民族所处的基本历史方位,这一阶段是各民族繁荣发展的时期,不是民族消亡的时期。

  二要透彻认识民族问题具有的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所谓民族“五性”,这也是我们做好民族工作的基础。“国际性和重要性”大家多有了解,但是对其他“三性”存在着认识不足和不到位的问题,特别是对民族存在的长期性的认识不到位,影响到我们的思路、支撑点、着力点和方法选择。

  民族最终要消亡,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认识到长期性,就要从规律出发考虑问题,长远打算、长期坚持,不能急、不能全是临时措施;要考虑如何做到守望相助、“白头到老”。中国各民族的“白头到老”,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我想谁也说不清楚。但很清楚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至少是数百年甚至千年,不可能短期内解决。我们要从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基础考虑这一问题,要从子孙后代的平等团结、共处共荣考虑这一问题,不断消除矛盾而不是积累矛盾,消除隔阂而不是形成隔阂,增进友谊而不是积累仇恨,增强凝聚力而不是形成离心力。要沉下心来,立足长远,将党和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每一项政策,贯穿于工作的具体细节,一件事一件事地抓,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积小胜而大胜,久久为功。认识到长期性,就要有马克思主义者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博大的胸怀。我们要自觉培养这样的历史眼光和博大胸怀,既在现实之中埋头做事,也要在现实之外放眼看事;既要为历史发展的正能量贡献自己的热量,也要为国家、民族的全局利益虚怀若谷、委曲求全,甚至牺牲一切。

(八)

  思路就是出路,方法就是步伐。民族是个独立的单元,情况各有不同,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模式来解决民族工作所有的问题。我以为:

  不同情况,不同方法。聚居区与杂居区不同。民族人口比例在10%以下,或者在30%、40%、50%以上,工作方法当然不一样。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发育状态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城市与农村,也应各有方法。

  不同人群,不同方法。

  不同时间,不同方法。

  不同领域,不同方法。

  与此同时,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尤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要把党建设成真正代表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党,把政府建设成各民族人民真诚拥护的政府。

  第二,民族工作以及宗教工作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强,要切实推进民族事务管理的法治化、社会化、科学化进程,以“四个全面”为纲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建立起全面有效的民族法治体系。在统一的国家法治原则下,一把尺子面对所有的民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三,在国家整体发展中协调发展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这一局部。要将现在的问题放在历史的过程中去认识,解决今天的事要与明天的事相结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使一体这一主线更加清晰,使多元这一动力更加有力。要调动和兼顾国家与少数民族(民族地区)两个积极性。自强才能自立,不能等靠要。坚决地推进差别化扶持政策,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学发展。在科学发展中缩短差距,在科学发展中增加互信,在科学发展中削弥隔阂、增强团结,在科学发展中形成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共进步、共繁荣。

  第四,该尊重的一定要尊重,该理解的一定要理解,该相信的一定要相信。民族工作重在互信、重在交心,以心换心。尊重、平等、宽容、谅解,在我们党的民族工作史上也是常用的态度和方法。

  第五,对于那些反社会、反人类、反人性的各种暴力恐怖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

  第六,干部是一切的关键,要切实做好少数民族干部和代表性人物的工作。

(转自《中国民族》杂志“解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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